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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抢夺了我国的研发人才吗?——基于企业集团数据的经验分析

2018-11-28 来源:《财经问题研究》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冯冰 点击:
       摘要:本文运用2004—2007年《中国大企业集团》年鉴中按行业划分的劳动工资数据,分析了内、外资企业的工资差异。研究发现,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和非研发人员的劳动者报酬基本低于内资企业,但其研发人员的劳动者报酬则基本高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研发人员较高的劳动者报酬引致了研发人员的反向流动,但这种反向流动并未削弱内资企业的研发能力。最后本文提出“通过引资途径的改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一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资企业;内资非国有;工资差异;研发人才
         一、问题的提出
       工资收入是我国劳动者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市场环境下,工资差异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高工资成了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众多学者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所存在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行业差异以及引致上述差异的种种原因。但少有文献注意到我国工资差异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即工资决定的所有制差异。我国市场上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单位。按照《中国大企业集团》年鉴的划分,我国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按登记注册类型共划分为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合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类型企业这九种类型。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尤其是没有形成反映供需变化的市场价格机制,不同经济类型企业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普遍存在,因而也就存在普遍的劳动力价格决定的所有制差异[1]。
       部分文献将我国经济类型简单划分为国有经济、内资非国有经济、外资经济这三种类型,分析了这三种经济类型间的工资差异。盛仕斌和徐海利用第三次工业普查的企业数据分析得到国有经济的劳动者报酬水平显著高于除股份制经济外的内资非国有经济,而外资经济的劳动者报酬水平则要显著高于国有经济以及除股份制经济外的内资非国有经济[1]。史晋川和赵自芳利用2001—2003年全国工业行业数据分析得到国有经济的劳动者报酬水平显著高于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而外资经济的劳动者报酬水平则要显著高于其他非国有经济以及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内资经济[2]。包群和邵敏运用1998—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分析得到外资单位劳动者报酬水平最高,国有单位次之,而内资非国有单位的劳动者报酬水平最低[3]。
       由此可见,对于“外资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是否高于内资企业”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基本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外资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高于内资企业。①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改进在于:首先,将企业从业人员按就业性质的不同划分研发(R&D)人员和非研发人员,分别比较两种从业人员下内外资企业的工资差异。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因此在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市场环境下,对低收入群体(本文指非研发人员)工资水平变化的研究及外资企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无疑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其次,《中国大企业集团》年鉴中提供了我国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共6个行业按经济类型划分的企业集团的劳动工资数据。本文则将利用该数据分析每一行业内内外资企业间研发人员与非研发人员的工资差异,并对此进行行业间的比较。
       再次,在前文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就“外资企业是否抢夺了我国研发人才”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以工业行业为分析对象,利用《中国大企业集团》年鉴中的相关统计数据,本文分析得到2004—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确实存在研发人员由国有企业流向外资企业的反向流动,且国有企业研发人才不仅流向了外资企业,同时也有向内资非国有企业流动的趋势。但国有企业研发人员的这种反向流动,并未削弱其自主研发能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国有企业中的研发人员的流出并没有削弱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内资企业,反而促进了这部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高了其研发能力。此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最后,本文提出“通过引资途径的改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对于减缓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企业支付的工资是否高于内资企业
       工资是吸引人才的有效激励,这里首先考察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工资差异。本文也将我国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划分为国有企业、内资非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三种类型,其中国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共两种子类型企业,内资非国有企业包括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它类型企业共三种子类型企业,外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合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共四种子类型企业。国有企业、内资非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相关就业与工资数据均是通过相应子类型企业数据加总而得。本文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大企业集团年鉴》,该年鉴提供了2004—2007年我国企业集团②按母公司登记注册类型分类的主要劳动工资指标统计数据。虽然企业集团单位数在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数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仅约为0.08%),但由于其具有较大的规模和较好的经营管理,企业集团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其经济行为对其它企业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示范作用。以工业行业为例对此加以说明。2004—2007年工业行业企业集团单位数仅平均约占工业企业总数的0.61%,但却创造了整个行业平均约40.15%的产品销售收入,企业集团的市场控制力很强。因此,选择企业集团作为分析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大企业集团年鉴》中提供了我国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共6个行业按经济类型划分的企业集团的劳动工资数据。因此,本文也选取这6个行业进行分析。表1和表2列出了2004—2007年上述六个行业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集团不同性质从业人员的平均劳动者报酬,其中农、林、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两个行业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为零,说明这两个行业企业集团中并没有外资资本注入。
       由表1和表2可知,除了农、林、牧、渔业外,其余5个行业均能得出结论:国有企业集团的平均劳动者报酬要显著高于内资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且外资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有低于内资企业的趋势。农、林、牧、渔业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平均劳动者报酬显著低于内资非国有企业。如果把农、林、牧、渔业行业看作是“传统部门”,其余5个行业看作是“现代部门”[9],则这即意味着2004—2007年我国传统部门中内资非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要高于国有企业,而现代部门中内资非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却要低于国有企业。
       将企业集团从业人员按其就业性质划分为研发人员s与非研发人员u两大类,则企业集团从业人员平均劳动者报酬可以分解为研发人员平均劳动者报酬ws与非研发人员平均劳动者报酬wu的加权平均,即w=[s/(s+u)]ws+[u/(s+u)]wu,则不同类型企业集团的工资差异就转化为不同类型企业集团研发人员与非研发人员的工资差异及其就业结构的差异。为此,本文分别计算出2004—2007年上述三大类型企业集团研发人员与非研发人员的平均劳动者报酬,计算结果仍见表1和表2。
       先看外资企业研发人员劳动者报酬为零的三个行业,即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三个行业中国有企业研发人员的平均劳动者报酬基本高于内资非国有企业,而对于除工业行业外的其他两个行业,也能得出该基本结论。工业行业国有企业研发人员的平均劳动者报酬基本低于内资非国有企业,与其它5个行业情况恰好相反。工业行业中外资企业研发人员平均劳动者报酬基本高于内资企业,批发和零售业与房地产业两个行业中国有企业研发人员平均劳动者报酬最高,内资非国有企业次之,外资企业最低。
       农、林、牧、渔业中国有企业非研发人员人均劳动者报酬要低于内资非国有企业,而其它5个行业中国有企业非研发人员人均劳动者报酬高于内资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其中内资非国有企业又基本高于外资企业。
       由以上分析可知,即使在同一行业(农、林、牧、渔业除外)内,国有企业集团的平均劳动者报酬要显著高于内资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且外资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有低于内资企业的趋势。非研发人员平均劳动者报酬的所有制差异也存在着相同特征。引资比重最大的工业行业,其外资企业研发人员人均劳动者报酬最高,内资非国有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最低。
       因此,本文得出结论认为,2004—2007年外资企业从业人员、非研发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都基本低于内资企业;内资非国有企业从业人员、非研发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都基本低于国有企业。①工业行业中外资企业研发人员人均劳动者报酬最高,内资非国有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最低;除工业行业外的其他5个行业中国有企业研发人员劳动者报酬最高,内资非国有企业次之,外资企业最低。
       本节得出的主要结论与盛仕斌和徐海[1],史晋川和赵自芳[2]等文献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这两篇文献分析的样本期间分别为1995年和2001—2003年,而本文分析的样本期间为2004—2007年。根据邱立成和王自锋[10]等文献,②外资的进入会提高我国内资部门的工资水平,即存在FDI的“工资溢出”效应,包群和邵敏[3]也通过分析得到2001年以后,国有单位与外资单位劳动力的平均劳动报酬已经呈现出收敛的趋势,因此本文的结论可以看作是FDI的这种“工资溢出”效应的结果。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员工的利益,我国有关部门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员工工资、福利、保险等的标准,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员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同行业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按国有企业职工工资的120%—150%确定),职工福利、保险参照国有企业执行。但在“复关”和“入世”谈判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员工工资水平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拥有经营自主权,可以自行决定员工工资水平。这样,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自行确定员工工资、福利标准时,利用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裕、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条件,任意压低劳工标准。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则迁就外商投资企业,对其降低劳工标准的行为缺乏监管,这也导致了外资企业较低的工资水平。
       三、外资企业是否抢夺了我国的研发人才
       发展中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理论支持之一即技术外溢理论。而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内资企业产生技术外溢的途径之一即人员流动效应。外资企业会对其雇佣的东道国员工进行更多的员工培训与技能训练,当外资企业培训的熟练员工向内资企业流动或是自主创业时,将直接增加东道国熟练劳动力的供给。但由于一般观点认为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者报酬高于内资企业,部分学者由此认为外资企业培训的员工并不会向内资企业流动,相反却会出现更多的熟练劳动力①向外资企业流动的现象。如张小明利用相关数据指出跨国研究机构抢夺我国研发人才,我国企业科技研发人才严重流失[11];董书礼认为就短期来看,跨国公司R&D机构提供的条件十分优越,吸引了大批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骨干,形成了国内R&D人才向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单向流动[12];Gordon和Li通过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存在熟练劳动力流入外资企业的现象[13]。本节即针对该问题,利用《中国大企业集团年鉴》相关数据进行较为严密的分析。由于样本期间内工业行业外资企业集团从业人员数平均约占全部行业外资企业集团从业人员数的87%,即绝大部分比重的外资进入了工业行业,因此本节选择工业行业作为分析的对象。
       本节将研发人员由内资企业流向外资企业的流动称为研发人员的反向流动。②假设第t期内、外资企业研发人员数分别为a1和a2,且假定第t+1期时二者的增量分别为b1和b2。如果b1/a1<b2/a2(a1,a2,b1,b2>0),我们即认为发生了研发人员的反向流动。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该不等式作如下变换:
       即当与第t期相比,第t+1期时内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下降,而外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上升时,则称第t+1期发生了研发人员的反向流动。
       将工业行业企业集团研发人员按其所在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划分为两类:内资企业研发人员和外资企业研发人员,并计算两种类型研发人员在行业研发人员总数中的占比,计算结果见表3所示。对于工业行业而言,2004—2007年平均约98.31%的研发人才进入了内资企业,而在外资企业就业的研发人才只占行业全部研发人才的1.69%。2004—2007年行业内资企业集团研发人员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从99.42%降至98.31%,降幅为1.7%;与之相应地,外资企业集团研发人员占比呈不断上升趋势,从0.58%升至1.69%,升幅高达289.79%。由式(1)可知,2004—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确出现了研发人员的反向流动现象,更多的研发人员流向了外资企业。观察表1发现,2004与2005年中工业行业外资企业研发人员人均劳动者报酬虽然高于国有企业,但却显著低于内资非国有企业,为了验证工资差异对研发人员流动的影响,本节再将内资企业区分为国有企业与内资非国有企业两种类型,然后再分别计算两者研发人员在行业中的占比,计算结果见表3的最后两行。
       2004—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国有企业集团研发人员的占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内资非国有企业集团研发人员的占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由此可知,样本期间内我国工业行业研发人员的反向流动主要发现在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而内资非国有企业并没有发现研发人员流向外资企业的现象。国有企业研发人才不仅流向了外资企业,同时也有向内资非国有企业流动的趋势,但2005年以来更多地流向了外资企业。该结论与国内一些相关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例如,北京市经贸委曾对工业系统的150户大型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国有企业1982年以后引进的、具有大学以上学历人员的流失率高达64%,大多数流向了外资、合资企业。而国家人事部人事与人才研究所一项有关中国人才工作十大问题的研究显示,目前已有来自14个国家的4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华建立了研发机构,其中以朗讯麾下的贝尔实验室规模最大,拥有科研人员500多人,其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达96%。
       为了与此形成对照,本节还选择外资企业研发人员人均劳动者报酬低于内资企业的房地产业进行比较分析。分别计算2004—2007年我国房地产业内、外资企业研发人员在行业全部研发人员中的占比,发现样本间内该行业内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占比值为94.12%,而外资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则基本维持在5.88%的水平上。由此可知,样本期间内我国房地产业并没有发生研发人员的反向流动。结合前述结论可知,研发人员反向流动的产生机制是工资的多寡,研发人员向外资企业流动主要是受其高工资的吸引。
       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对研发人员的这种反向流动现象表示了担忧,如认为研发人员的这种反向流动会严重削弱我国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张小明指出内资企业研发人才的流失会加重国内企业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我国引进技术费用与消化吸收再创新费用之比为100∶7,远低于日本、韩国的100∶1000水平[11]。董书礼认为国内研发人才的流失会使国内的研发能力遭受损失,而且国内的研究积累也有可能随着主要人员的流动而被带入外资企业,从而对这些国内企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加剧我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性和产业空心化[12]。尽管如此,我们需注意的是,虽然我国的一些科技统计指标水平值低于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这些指标的时间变化趋势却是不断上升的。计算2004—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分所有制类型企业集团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计算结果见表4所示。
       将表4与表3中的研发人员与从业人员的比值进行比较发现,工业行业的自主研发能力高于全部内资企业的平均水平。2004—2007年工业行业发生研发人员反向流动的国有企业研发人员与从业人员的比值以及R&D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根据王红领等[14],这种上升趋势则意味着国有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这说明样本期间内,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企业的高报酬虽然吸引了更多的研发人员流入,但研发人员的这种反向流动并未削弱国有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研发人员反向流动与内资企业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共存的现象,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的进入通过加剧市场竞争起到了对内资企业重新洗牌的作用。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那些研发投入不力的企业被淘汰出局,或破产,或被外资兼并,但留下的企业变得强大了[15]。由此可以推知,2004—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国有企业研发人员在行业研发人员总数中占比的下降,绝大部分还是要归因于一些被淘汰的国有企业中的研发人员的流出。而这部分研发人员的反向流动并没有削弱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内资企业,反而促进了这部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高了其研发能力。此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中国大企业集团》年鉴中的劳动工资数据,将我国企业集团按所有制类型划分为国有企业、内资非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三大类型,分析了内、外资企业的工资差异,并对这种工资差异所引致的研发人员反向流动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除了农、林、牧、渔业外,其余5个行业国有企业集团的平均劳动者报酬要显著高于内资非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且外资企业支付的劳动者报酬有低于内资企业的趋势。非研发人员平均劳动者报酬的所有制差异也存在着相同特征。
       其二,引资比重最大的工业行业中外资企业研发人员平均劳动者报酬基本高于内资企业,且这种较高的工资吸引了更多的研发人员由国有企业流向外资企业。但研发人员的这种反向流动并未削弱国有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反而出现了研发人员反向流动与内资企业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共存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地方政府官员为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而展开竞争。当前,各个地方政府把吸引区外资本作为主要的竞争目标,而与国内资本相比,则更加青睐于外商直接投资[16]。各地方政府在竞争FDI的过程中,依靠廉价要素(土地、劳动)和优惠政策,奉行“投资者利益至上”的原则,缺乏对外资企业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对外资企业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加以约束,进而导致了我国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整体较低。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应该转变引资途径,取消竞争性领域按照经济成份性质设定倾斜政策的做法,放弃简单追求外商投资数量增长的政绩观,避免因地方政府对FDI的过度竞争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把引进外资与加强监管结合起来,对外资企业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要依法处理。这样,通过引资途径的改变可增加低收入群体(非研发人员)的收入。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同时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程度也相对较低,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增长以后,会将大部分收入直接用作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本文2012年发表于《财经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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