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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发外包的双重治理机制———以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性为视角

2018-11-29 来源:《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李靖 点击:
      摘    要:在企业研发外包的过程中,各相关方会面临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此时,作为企业研发外包的重要成本特征,合同的不完全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进而影响研发外包中委托方所要求的研发路径的实现。而在新的研发路径出现之后,由于企业研发外包的另一个重要成本特征———知识的非独占性,研发外包中的代理方很可能将之披露给委托方的竞争对手。显然,无论是合同的不完全性还是知识的非独占性,都会使得委托方利益受损。为了缓解利益受损的情况,委托方需要寻求双重治理机制,即: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在这种逻辑思路下,文章对企业研发外包中的双重治理机制问题进行了文献综述与理论展望。
      关键词:研发外包;权力配置;支付机制;知识外溢;道德风险
      一、引言
      以日常办公用品便利贴 (百事贴) 为例,3M 公司中的一名员工起初想发明一种强力胶,但由于粘性较差,产品效果不佳,遂被弃之不用。一个偶然的机会,该胶水被 3M 公司的另一名员工用作了读书时的标识———该标识既可粘在纸上,又可被轻易地揭掉而不损坏纸张。其后,这项被命名为便利贴 (百事贴)的发明风靡全球。显然,在这一案例中,研发并未按照初始设计的路径 (强力胶) 进行,而是发生了跨期转移 (便利贴)。
      事实上,这类研发路径发生跨期转移的例子更多地体现在药物的发明上:研发人员对一种药物进行临床试验时,发现该药对特定的目标疾病并无疗效,但与此同时,该药对另外一些疾病却发挥疗效并有着广泛的商业化前景。比如,辉瑞公司最初开发的“伟哥”(Viagra),是作为治疗高血压的药物,但后来却成为了一种对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卓有成效的药物 (皮萨诺,2006)。诸如此类研发路径跨期转移的情形固然可使制药企业(如辉瑞) 获益良多,但在制药企业针对作为代理方的生物技术公司进行研发外包的背景下,新研发路径的出现却在很大程度上使制药企业的委托方蒙受损失:代理方为获得更大的收益,完全可以将新研发路径披露给与委托方有着竞争关系的其他 制 药 企 业。正是在此意义上,Sharma & Norton(2004)认为,“科学家可能乐见于研究的失败,因为它会导致新的路径出现,但从占有者的角度来说,这似乎并不妙”。而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作为委托方的 (制药) 企业将如何选择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 (双重治理机制) 以更好地治理研发路径在跨期转移的情况下代理方的道德风险行为。
      当然,在药物研制过程中,也存在着按照最初设定的路径成功研发的药物,如著名的抗抑郁药“百忧解”。为此,我们将研发路径跨期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的现象称之为“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鉴于委托方的 (监督)  机制可以促使代理方为其创新(Aghion et al.,2013),而委托方为贯彻其有关创新的决策,通过设计特定的机制而影响代理方的研发行为(Poblete & Spulber,2014),因此,应考虑的问题为:在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如果委托方想让代理方遵循初始的研发路径,那么将会设计何种类型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如果委托方想更多地激发代理方的创造性行为,又将通过何种机制使得新的研发路径更有可能出现?换言之,委托方在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性的视角下将如何通过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的设计来激发更符合委托方意愿的代理方行为?
      二、企业研发外包中的两类成本特征
      在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中,企业研发外包的现象日趋普遍(Arora & Merges,2004)。即便是在制造业中,企业对外部技术资源的获取也与日俱增。据 Arora et al.(2014)统计,如果没有外包,制造业中企业的创新活动将会减少将近一半。在企业研发外包的过程中,存在两类主要的成本特征:合同的不完全性和知识的非独占性 (费方域等,2009)。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合同的不完全性,这意味着委托方所要求的 (初始) 研发路径可能得不到实现;而在新的研发路径出现之后,由于知识的非独占性,研发外包中的代理方很可能将之披露给委托方的竞争对手。显然,无论是合同的不完全性还是知识的非独占性,都会使委托方利益受损,而为了缓解利益受损,委托方需要寻求治理机制。因此,要系统地讨论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视角下企业研发外包的双重治理机制问题 (见图1),就有必要从企业研发外包中的两类成本特征谈起。
图 1   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性视角下企业研发外包的时间线
      对于企业研发外包中存在的合同的不完全性,Aghion & Ti-role(1994),Fulghieri & Sevilir(2003),Lewis & Yao(2003),Robin-son & Stuart(2007)以及 Lerner & Malmendier(2010)都进行了论述。在他们看来,构成合同不完全的因素在创新 (合作) 的背景下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前的不可描述性和事后的不可验证性等都会引发合同的不完全性。其一,由于未来存在太多的相机情形不可预见,创新的确切性质在事前是无法描述的;其二,创新在事后的验证上对第三方而言也存在着很大的执行成本:与创新有关的委托代理双方所提交的“产品”质量对第三方来说更加不可证实,而这显然会导致创新在事后的不可验证性。基于此,企业在研发外包的过程中面临着由合同的不完全性所带来的约束,如合同的不完全性表现得越明显,企业通过外包所获得的技术水平就越低;技术之间的互补性越大,企业在外包的过程中就越有可能依赖更为完全的合同,而一旦这一条件不能满足,企业也就只能获得较低水平的技术(Acemoglu et al.,200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文中所讨论的“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正是事前不可描述性的具体呈现,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导致研发外包中合同的不完全性。在此基础上,研发外包中会出现一类很普遍的道德风险问题———项目交叉资助(Lerner &Merges,1998;Azoulay,2004;Robinson & Stuart,2004;Lerner &Malmendier,2005、2010)。它指的是,代理方在进行委托方所要求的研发项目时,可能会利用委托方的资助来从事其它研发项目 (如代理方在研的其他委托方的项目)。事实上,在制药企业针对生物技术公司进行研发外包时,生物技术公司所提供的针对目标药物的先导化合物往往不能被确切地描述进而不能被合同化,故药物的研发通常在并无清晰产品概念的情况下进行(Lerner & Malmendier,2005,2010)。而这就很有可能引发代理方项目交叉资助的道德风险行为。
      具体而言,生物技术公司 (代理方) 在药物研发之初,会围绕着某个虽有前途、却对之了解甚浅的化合物,同多个制药企业 (委托方) 签订研发外包合同,在此过程中,对一个制药企业承诺该化合物未来可以治疗某一种疾病,对另一个制药企业承诺该化合物未来可以治疗另外一种疾病。而随着研究和开发的进行,药物的不确定性 (或然性) 会逐渐减小,不同药物的获利前景将逐步显现。代理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就会选择终止对一种药物的研发,与此同时对另一种获利前景更为明朗的药物作进一步的研发。在这种情况下,代理方虽获得了某个制药企业 (委托方) 所提供的研发资助,但药物的研发并未按照初始合同规定的路径进行,而是针对新的研发路径同其他制药企      业作了进一步的合作,这对原制药企业而言,显然构成了道德风险问题。
      事实上,上述道德风险问题是针对原研发路径而言的。现实也正是,不少制药企业 (如 Ciba-Geigy 等) 研发外包的目的往往就是通过诉诸外部组织在特定的领域内寻求研发上的突破。此时,如果作为代理方的生物技术公司偏离了最初的研发路径,那么对委托方而言就意味着道德风险行为。我们将这类道德风险行为称为对原研发路径而言的道德风险行为 (第一类道德风险问题)。然而,现实中另外一些制药企业 (如礼来等)会选择同时与多个生物技术公司形成战略联盟,目的就在于通过拓展研发外包渠道形成更多的创新 (对于研发外包渠道的讨论,可参见李靖等(2012a))。此时,委托方进行研发外包往往并不局限于特定领域,而是对开放性的创新结果乐观其成。对这些制药企业而言,研发外包过程中初始路径的出现固然可以,但新路径的出现却也并无不可,甚至予以鼓励。此时委托方只担心的是,代理方会将新的研发路径披露给自己的竞争对手,如前文所述的与其他委托方进行研发合作的方式。我们将这类道德风险行为称为对新研发路径而言的道德风险行为 (第二类道德风险问题)。
      对于知识的非独占性,尽管它 (如由它所形成的信息泄露) 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合同不完全性的体现(Arora & Merges,2004),但也是企业研发外包中一个重要的成本特征。Holm-strom & Roberts(1998)就认为,由于信息和知识能够产生有别于市场和企业的合同性问题和激励问题,它们在组织设计中处于中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关注知识的非独占性以及基于知识非独占性的知识外溢 (信息泄露) 在研发合作过程中的形成机理。一般而言,知识的外溢更多地归因于非披露性条款以及商业秘密法在现实中是很难执行的 (Merges,1999;Motta&  Roende,2002; Majewski  &  Williamson,2004; Subramanian,2005 等)。在研发合作的过程中,相关方通常会签订非披露性条款以阻止双方所拥有的信息被泄露给第三方,然而,正如Majewski & Williamson(2004)所强调的,一旦某一方违反了非披露性条款,法庭对这类诉讼的处理往往既不及时也不完善 (基于此,合作双方很可能策略性地利用法庭最后审理之前的时段进行后续的再谈判)。正是在这类意义上,Lai et al.(2009)总结出了信息泄露的两种方式:其一,泄露方把信息出售给被泄露方的竞争对手;其二,泄露方直接进入被泄露方所在的行业,并作为一个被泄露方的竞争对手出现。
      三、企业研发外包的双重治理机制
      在企业研发外包的过程中,既然在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存在着合同的不完全性和知识的非独占性,那么企业研发外包为什么还能够更频繁地进行呢?显然,在研发外包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针对合同的不完全性和知识的非独占性及其所引发的道德风险行为的治理机制,在这类治理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就完全有可能进行研发外包。由此,我们就有必要寻求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性背景下的针对合同的不完全性和知识的非独占性 (所引发的道德风险行为) 的治理机制以便更好地为研发外包日益增多的现象提供理论支持。图 2 具体描述了上述逻辑推理下的论证结构。
图 2   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性视角下企业研发外包双重治理机制的论证结构
 
      根据 Roijakkers & Hagedoorn(2003),研发合作关系很少是通过基于股权治理的合资企业进行的,但往往具有合同性治理的性质,故可以认为,企业研发外包的治理机制即是合同性机制。而研发外包中最常见的合同性机制为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它们构成了文章意义上的双重治理机制。有鉴于此,作为双重治理机制的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也就分别对应着控制权配置合同和支付合同。
      由于研发外包中的控制权可划分为制造权、销售权、临床试验的管理权、终止权以及知识产权等 25 种具体形式(Lerner &Merges,1998),严格意义上的控制权配置合同也就意味着上述每一种形式的控制权都将通过具体的合同性条款在委托代理双方之间进行配置。当然,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控制权配置合同,并不必然要求上述每一种形式的控制权都有相应的合同性规定。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有关终止权的条款往往是合同双方需要花大力气进行谈判的条款(Somers,2003),终止权的配置往往都是有着合同性规定的———97.7%的研发外包合同都包含终止权配置条款(Lerner & Malmendier,2010)。
      对于支付合同而言,通常表现为 (委托方对代理方的) 三种支付方式:事前的固定支付、事中的里程碑式支付与事后的按收益提成的支付(Lai et al.,2009;Hermosilla & Qian,2013)。当然,在更具针对性的机制设计中,还存在着其他更灵活、更具体的支付方式。
      1.针对第一类道德风险问题的双重治理机制
      Robinson & Stuart(2007)率先通过实证研究阐述了研发外包中有关项目终止权条款的合同性规定。在他们看来,在合同设计中,终止权条款会涉及到两个关键因素:其一,哪一方有权行使终止权,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行使终止权;其二,现存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以此为基础,李靖等(2013)对终止权的配置问题进行了回应。由于委托方和代理方的目标不一致:委托方追求商业化目标,代理方追求学术化目标,只有当代理方所致力于筛选的先导化合物的商业化程度大于某个临界值或学术价值小于某个临界值时,委托方才会将终止权配置给代理方;否则,委托方将保留终止权。由此看来,虽然李靖等(2013)注意到了委托代理双方的目标不一致问题,但并未直接涉及到第一类道德风险问题。而这在 Lerner & Malmendier(2010)的讨论中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得到了较好地解决。
      Lerner & Malmendier(2010)注意到了 Robinson & Stuart(2007)所强调的两个关键因素,遂将终止权和知识产权的配置当作一种内生的决策权,并结合具体的支付机制来实现更有效的双重治理 (将权力进行分割已成为日趋普遍的治理手段之一 (可参见 Panico(2011b))。具体而言,终止权是配置给委托方的,但委托方是否行使终止权则是相机的,而知识产权的配置则依赖于委托方是否行使终止权:如果代理方遵循原来的研发路径,那么委托方将不行使终止权,此时即便存在新的研发路径,委托方也只是拥有原有路径下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新路径下研发成果 (如原有路径下研发成果的副产品) 的知识产权则归代理方所有;而如果代理方选择新的研发路径,那么委托方将行使终止权,并且,终止后新路径下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也将归委托方所有。通过这样的权力配置 (以及支付机制的相应设计),代理方从一开始就将会按照初始合同规定的路径进行研发。
      尽管如此,联系到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性的背景,上述治理机制却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就连代理方自身在最初阶段也不确定何种药物最后能够被成功地研发,但上述机制设计以及治理机制的选择却表现出这样的含义:代理方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药物研发的不同路径,而这明显与药物研发过程中的或然性或者说与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不相符合。
      针对上述治理机制中存在着的缺憾,李靖等(2012b)进行了控制权配置机制的设计。在李靖等(2012b)看来,如果在研发过程中未出现新的路径,那么生物技术公司将自动地遵循初始的研发路径,制药企业在此情况下将不行使控制权;而如果新的研发路径出现,那么对生物技术公司而言,选择向第三方披露该路径将优于遵循初始的研发路径,此时制药企业将会行使控制权以阻止代理方的这类披露行为———生物技术公司的这类披露行为将使制药企业不能获得任何收益。然而,对制药企业而言,尽管其所能获得的收益会随着合同中规定的控制权的增大而增大,但与此同时,控制权越大,其所要承担的成本也越大,因此最优的控制权配置应该在权衡该收益和成本的基础上进行。其结果是,未来新的研发路径出现的可能性越大,制药企业所拥有的最优控制权就越大。
      上述控制权配置机制固然充分考虑了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这一问题,但仍未完全杜绝代理方偏离初始研发路径的行为。因此,未来的研究就需要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控制权配置机制的设计,比如,可以进一步考察重要的单个形式的控制权的配置状况。不仅如此,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关注更为有效的支付机制以及控制权配置机制与支付机制的结合。值得一提的是,Green & Taylor(2015)设计了更为复杂和相机的有关终止权和里程碑式支付相结合的双重治理机制:在研发路径存在跨期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代理方需要在一定的时点上提交进展报告,唯此方能获得下一轮的资助;如果逾期不提交,项目就有可能被终止。
      2.针对第二类道德风险问题的双重治理机制
      对于第二类道德风险问题,支付合同的设计通常是首要的选择对象。在新研发路径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支付合同的设计使得代理方将相关信息自执行地披露给原委托方而非其他委托方 (委托方的竞争对手),是支付机制设计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支付机制 (如里程碑式支付) 在治理相关方可能的道德风险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越来越被重视。在 Khanna &Mathews(2015)看来,只要委托方能够做到在研发进展的各个节点按量进行里程碑式支付,代理方便不会出现有悖于委托方意愿的道德风险行为。
      在选择固定支付合同和按收益比率支付的合同时,委托方会倾向于后者。事实上,由于让代理方参与了收益提成,按比率支付的合同能够阻止代理方泄露与委托方相关的信息,但此时收益提成的比率应确定:代理方由于信息泄露在委托方减少的收入至少等于代理方由于信息泄露在其他相关方所获得的最大收入(Bhattacharya & Guriev,2006)。然而,尽管按比率支付的合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代理方的信息泄露问题,但过高的收益提成比率可能会影响委托方的收益进而影响其投资激励(Liebeskind,1997)。在这种情况下,委托方干脆选择固定支付合同,任由代理方泄露信息(Lai et al.,2009)。
      由此看来,仅仅依靠选择不同类型的支付合同并不能完全解决信息泄露问题。事实上,Lai et al.(2009)就已经意识到,为了更有效地解决研发外包中的信息泄露问题,必须考虑更复杂的相机合同设计。对此,Gambardella & Panico(2006)关于企业就代理方是否在企业内部开发创意的合同设计显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此合同设计中,为了使代理方自执行地披露其创意的价值,委托方还要在混合性支付合同 (固定支付合同和按按收益比率提成的合同的结合) 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控制权性质的合同性条款,如委托方规定代理方开发创意的时间,以实现仅仅支付合同所不具备的激励效应。而仅就支付合同而言,Anton & Yao(1995)关于委托方就代理方创意的披露所设计的支付合同对解决本项目背景下的信息泄露问题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对于与跨期研发新路径有关的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最新的诸多文献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在 Manso(2011)看来,其一,研发外包中的激励机制应容忍早期的失败并对长期的成功进行奖励;其二,委托方拥有对研究项目的终止权固然可以促使代理方遵循初始合同中所规定的研发路径,但委托方在代理方未遵循初始合同规定的研发路径时行使终止权却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代理方在不终止的情况下有可能将遵循新的路径进行研发;其三,为了促使新的研发路径的出现,委托方应对代理方许诺长期的偿付方案并对代理方的绩效及时反馈。显然,Manso(2011)的相关讨论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比如,针对上述第一点和第三点,Ederer & Manso(2013)的实证研究结果是,较之于固定支付合同和收益提成合同,对早期失败的宽容和对长期成功的奖励会使得代理方更具创造力;针对上述第二点,根据 Lerner et al.(2003)的研究,纵观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个历史,终止权被实施的事件仅发生过一起。因此,未来针对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性背景下有关企业研发外包的双重治理机制 (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 的研究,就需要充分借鉴 Manso(2011)有关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设计的精神及具体内容。比如,未来可在此基础上考虑如何在弱化控制权配置机制设计的同时,强化支付机制的设计。
      四、理论展望
      鉴于研发外包中的控制权可划分为制造权、销售权、临床试验的管理权、终止权以及知识产权等具体形式,控制权配置机制的设计就体现在两点:其一,重要的单个形式的控制权应配置给哪一方 (委托方/代理方或者不配置给任何一方)?其二,每一方应拥有哪些形式的控制权?第一点聚焦于重要的单个形式的控制权的配置状况。其机制含义体现在,对于代理方的一些道德风险问题,重要的单个形式的控制权的配置可能更具针对性。第二点意味着,研发外包中多种形式的控制权在很多情况下是结合在一起行使的。正如 Lerner & Tsai(2000)所特别强调的,尽管不同方面的控制权在合同中被区别对待,但重要的是把控制权的配置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单个控制权。其机制含义体现在,对于委托方的一些道德风险问题,作为配置结果的整体而言控制权可以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
      事实上,对于第一类道德风险问题,未来的研究重点在于设计控制权配置机制而非支付机制 (支付机制将更多地置于控制权配置机制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在控制权配置机制上,研究的着力点体现在:
      第一,考察重要的单个形式的控制权配置状况。比如,针对代理方的第一类道德风险问题,可以对诸如制造权、销售权、临床试验的管理权、终止权以及知识产权等重要的单个形式的控制权配置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地,可以将李靖等(2013)的相关研究置于第一类道德风险问题的背景之下进行有关终止权配置状况更为深入的讨论, 不仅如此,也可以借鉴李靖等(2013)的机制设计精神,在第一类道德风险问题的背景之下讨论终止权之外的其他重要的单个形式控制权的配置状况。
      第二,考察每一方所拥有的、作为整体的控制权形式。对此,研究充分借鉴 Robinson & Stuart(2007)以及李靖等(2012b)的机制设计精神。于前者而言,在制药企业同生物技术公司签订研发外包合同时,如果没有确切的先导化合物以及未来不同的化合物有可能出现时 (第一类道德风险问题有可能出现),那么制药企业将更有可能拥有项目的终止权以及项目终止后的知识产权。于后者而言,药物研发外包过程中新的研发路径出现的概率越大 (第一类道德风险问题越有可能出现),制药企业在初始合同中所拥有的控制权就越大,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形式。
      在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的结合上,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委托方可能拥有包括终止权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控制权。其二,委托方拥有终止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威慑而非基于实施。其三,对于支付机制而言,三种支付方式中的里程碑式支付可能最为常见,不仅如此,支付方式还可以表现得更为灵活和相机。比如,Hu(2014)就认为,对于里程碑式支付,越到后期支付可能越大;Lewis(2012)以及 Hyttinen(2013)的考察结论是,在创造性成果事前不能被确定的情况下,委托方应设计选择性购买合同———只有当代理方的创造性成果在事后确实出现时,委托方才会购买。其四,双重治理机制设计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将代理方不实施第一类道德风险行为(遵循初始的研发路径) 的相关条款列入合同,而在于选择相关的机制使得不实施第一类道德风险行为对代理方而言是自执行的。
      对于第二类道德风险问题,鉴于其性质,有关双重治理机制的研究可能需要弱化控制权配置机制的设计,与此同时,强化支付机制的设计以便抑制代理方可能的信息披露行为以及能够尽可能地激发代理方的创造性努力。尽管如此,未来仍需要设计相关的控制权配置机制,以便能够一方面防止代理方的卸责行为,另一方面增大代理方做出创造性成果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有关控制权配置机制研究的着力点就在于:
      其一,研究如何通过控制权的配置来治理代理方事前研发投资不足的问题,包括为提升事前研发投资的激励,可将一些不太重要的控制权形式配置给代理方,而即便对于 (事后的)知识产权,也可以考虑配置给代理方。对于更重要的终止权,尽管可能需要配置给委托方,但委托方最好拥有“友善型”的终止权,而非“严厉型”的终止权。这是因为,根据 Robinson& Stuart(2007)的研究,“友善型”终止权行使后的知识产权通常归代理方,而“严厉型”终止权行使后的知识产权通常并不一定归代理方。
      其二,在代理方创造性努力得以保证的基础上,研究如何通过控制权的配置来使得代理方更有可能做出开放的创造性成果。这可能包括,不配置终止权给任何一方,而即便将终止权配置给委托方,也只是配置“友善型”的终止权。与此同时,将相对重要的控制权形式 (如知识产权、制造权、销售权、临床试验的管理权等) 配置给代理方。
对于支付机制而言,由于在新的研发路径出现之后,代理方有可能将新的研发路径披露给委托方的竞争对手,支付机制更为重要的作用就体现在如何阻止代理方的信息披露上。这类支付机制的设计可以循着如下分类进行:
      首先,事前的支付合同设计。这类支付合同固然可能包含按收益提成的支付方式,但它更重要的特征是相机性,它充分考虑到了每种研发路径以及每种研发路径出现时所应给予的支付水平,目的在于通过相机支付,代理方会自发地将每一种研发路径都披露给委托方。鉴于这类事前的相机支付机制是一类需要考虑诸多因素才可能得以较好设计的机制,它也就构成未来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次,事后的支付合同设计。这类支付合同设计的精神体现在,当新的研发路径出现后,如何通过合同设计来尽可能地阻止代理方的披露行为。在具体操作上,这类支付合同的设计是相对简单的,比如,如果委托方给予代理方一个超过任何外部选择 (其他委托方给予该代理方的支付) 的支付,那么代理方就不会向第三方披露新的研发路径。
      最后,在激发更多的创造性努力上,事中的里程碑式支付也将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某个节点上,如果初始规定的研发路径并未出现,委托方不但不惩罚代理方 (不终止),相反,还给予委托方一定的里程碑式支付以便让研发继续进行(Varas,2015)。当然,这类设计尽管会促使新的研发路径出现,但却不能完全杜绝代理方的卸责行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因此就在于,设计更为复杂的里程碑式支付以更大程度地激发代理方的创造性努力。
      五、总结性评论
      文章将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作为企业研发外包双重治理机制研究的理论切入点。企业研发外包过程中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合同的不完全性和知识的非独占性,而它们又分别引发了企业研发外包中的第一类道德风险问题和第二类道德风险问题。而为了治理这两类道德风险问题,设计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的双重治理机制是必要的。而文章正是循着上述逻辑思路对企业研发外包中的双重治理机制问题进行了文献综述与理论展望。
      鉴于既有的研究并未对企业研发外包的治理机制进行系统的规范性研究,文章的理论意义就体现在:以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为视角对企业研发外包的双重治理机制 (控制权配置机制和支付机制) 问题进行的首次理论规范上。另外,鉴于文章所强调的研发路径的跨期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前的不可描述性,而事前的不可描述性本身又会引发合同的不完全性,将不完全合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置于文章的研究背景之下就尤为适用。而以不完全合同理论为方法论基础必将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实际上,在研发路径跨期不确定的视角下讨论企业研发外包的双重治理机制问题还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从企业决策层面而言,对企业研发外包双重治理机制的研究将能够为生物医药产业中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切实的指导。比如,对于那些想聚焦于特定研究领域的制药企业,可借鉴使得生物技术公司(CRO)遵循初始研发路径的相关治理机制;而对于那些想获取开放性创新成果的制药企业,可借鉴更可能促使生物技术公司(CRO)形成新的研发路径的相关治理机制。从产业经济效率层面而言,研发外包中合理的治理机制可以促使产业间 (或产业内) 的上下游企业 (如制药企业和生物技术公司(CRO)) 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可以促进创新劳动的有效分工。根据一项统计数据得出,良好的治理机制可以挽回由双方合作关系不稳定所导致的 85%的财产损失 (约 27 亿美元) (Pisano,2011a)。而有关研发外包治理机制的研究则显然具有这类产业经济效率层面的社会意义。正是基于该意义,未来就有必要遵循上述文献综述与理论展望的脉略对企业研发外包的治理机制问题做深化研究。(本文于2016年发表于《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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