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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能力与资源整合研究

2018-11-27 来源:《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厦门大学哲学系 曾海燕 点击:
       摘 要:提出了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能力与资源整合概念,阐述了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能力的3个维度和资源整合的3个阶段,构建了网络能力、资源整合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模型,详细分析了新型科技研发组织早期阶段的成员选择,快速发展阶段资源共享、组织学习以及成熟稳定阶段突破性创新、心理契约等中间变量的作用过程,并通过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案例研究佐证了这一过程。
       关键词: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能力;资源整合;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
       0引言
       二战后,随着世界主要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体制转型,科技研发组织的合作主体、客观环境、研究对象、合作模式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应运而生。“科技研发”、“组织”是新型科技研发组织概念的基本内容。“新型”体现了科技研发组织形成与发展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以及组织功能与运行管理的柔性。在创新体系中,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不同于工程中心、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孵化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大学科技园,却又兼容了这些组织的功能。企业化的运作方式,国际化、年轻化的团队人才,科学化、有效性的评估和激励机制等,使得新型科技研发组织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发展的新的创新载体。近年来,中国涌现出华为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一大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由于我国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的研究和发展尚处于职业化起步和准专业化阶段,还普遍存在科研活动、产品与社会需求脱节,团队缺乏活力、效率低下,社会认可度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破解直接关系着我国科研管理的科学性,科技体制改革的有效性以及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Rycron和Kash[1]认为,建立并维持一个有效的网络是21世纪创新成功的关键。随着对复杂网络研究的深入,网络能力的重要性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科技资源是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开展科技研发、成果扩散及产业化的物质基础,是科技人才资源、科技资金资源、科技信息资源以及科技知识资源等要素的集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利用网络能力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资源进行整合,提升组织创新能力,已成为目前中国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1网络能力与资源整合的概念内涵
       1.1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能力
       1736年德国数学家欧拉在解决哥斯堡七桥问题时首次用网络的观点描述了客观世界。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与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任何组织都主动或被动地嵌入各种复杂网络。在创新体系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人才和基础研究优势;企业拥有科研所需的资金和基础设备,是科研成果的主要购买者和需求者;政府为科研活动提供资金和优惠政策;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大量支持资金,分担科研活动的风险;中介机构提供科研服务,减少组织之间沟通的时间和成本。这些创新主体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资源,是科技创新的动力和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实情况中,这些创新主体之间往往存在无直接联系或联系间断的情况。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作为一种有效的创新载体,要获取和保持创新能力,就必须与这些组织节点建立广泛而稳定的联系,共同编织出一个完整的创新网络。因此,本文认为,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的网络能力是指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在网络环境下构建、利用和管理网络与网络关系的能力,它是新型科技研发组织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源泉。
       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及其网络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自身网络能力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网络能力随着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的建设时间和发展情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早期成长阶段,由于组织网络规模有限,且各网络关系处于强连接状态,网络能力提升缓慢;在快速成长阶段,网络规模、强度和密度的高成长性促使网络能力不断提升;在成熟稳定阶段,网络成员数量达到饱和,网络关系趋于稳定,网络能力提升较慢。同时,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在设立之初就已基本确定了自身的功能地位和发展方向,对战略层的能力要求不高,更强调网络层、关系层和组合层的能力。因此,本文将网络能力划分为网络构建能力、网络利用能力和网络管理能力3个层次。其中,网络构建能力指挑选潜在网络合作伙伴的能力;网络利用能力指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为了维持自身所拥有的网络及网络关系和谐、进一步拓展外部网络关系的能力;网络管理能力指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对自身拥有的网络及网络关系维护和控制的能力。
       1.2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资源整合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的创新能力不仅来源于广泛的异质性科技资源,更来源于对这些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资源整合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创新过程中,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对零散、无序的科技资源进行挖掘、合并、转移及重组,实现获取、拓展和控制科技资源的能力,达到科技资源的帕累托最优。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整”是前提,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嵌入互联网和社会网络,通过对网络及网络关系的整理达到“合”的目标,使无序、闲散的网络及网络关系重构成有序、可利用的组织优势资源,最终提升组织创新能力。
       依照Smith等对生命周期的划分方法,本文将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的发展历程分为早期成长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以及成熟稳定阶段。由于各发展阶段的资源状态和目标各不相同,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各阶段资源整合关注的重点也存在差异,如图1所示。
图1不同发展阶段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资源整合演化分析
       Lichtenstein和Brush[2]认为,在企业创建的早期成长阶段,企业组织应当更注重识别和获取资源,而不是开发和整合资源。在早期成长阶段,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规模一般较小,生存、成长所需的人才、资金、知识和信息等资源匮乏,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缺乏全方位了解,业务程序和制度简单且存在缺陷。同时,组织外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确定性等问题,将影响其它资源所有者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能力的评估,降低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增加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运行的风险。因此,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作为推动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早期成长阶段应注重资源的获取。
       在快速发展阶段,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对自身状况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产业发展趋势及目标市场中的竞争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其产品和服务正逐步被市场接受。然而,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仅依靠原有的资源储备已不能满足本阶段科研业务运行与发展的需求,倾向于更积极地拓展资源,寻求更广泛的合作,扩大供给资源的选择范围。
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后,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的发展速度减缓,业务流程模式化,科研能力与科技服务水平相对成熟,利润进入稳定状态,已有的科研市场需求量接近饱和。此时,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主要通过提升资源控制能力,实现资源由发散性获取向集约化、精细化控制转变。这就要求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夯实自身建设基础,继续保持开拓精神,从更高层次思考产业的整体发展方向,获得突破性创新成果。
       2网络能力、资源整合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
       科技资源是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能力提升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一切科技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创造科技成果、推动科技产业发展所有要素的集合。同时,网络能力具有能动性,能够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问题,相同的成长驱动因素在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不同阶段旳重要程度不同。因此在不同阶段,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对不同资源的需求程度会发生变化。网络能力作为获取资源的媒介也在不断变化,如图2所示。
       2.1网络构建能力与资源获取
       在早期成长阶段,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必须克服资源短缺、信息不对称、市场不确定等问题,将主要精力用于快速建立自身网络关系,并运用网络构建能力为自身提供资源支持,以有效获取外部资源。
       如何更好地建构网络?资源基础理论认为,选择具有良好资源的网络成员至关重要[3]。同时,网络多样性为吸引和招募相关的网络成员提供了可能。多样性网络中包含的网络主体类型具有多样性[4],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网络多样性为新型科技研发组织提供多样化的合作伙伴类型,这些异质性网络关系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发挥不同的作用,提供丰富多样的资源。如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获得组织运行所需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与产业上游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进行合作,可以获取及时高质的基础科研成果和人才资源;与产业下游的企业进行合作,可以加速科技成果的研发与转化等;②网络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减少资源搜索时间,降低搜索成本。资源获取成本直接影响新型科技研发组织早期成长阶段的网络构建能力,影响组织的发展速度。信息越有效,越容易获得,搜寻成本越低,越符合早期资源匮乏状态下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关系构建的需要。
图2网络能力、资源整合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模型
       同时,资源获取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创新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在网络环境中,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在早期成长阶段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其必须通过获取多样性的外部资源信息,敏锐觉察科研和产业领域的发展动向与变化趋势,迅速对组织运行和发展作出反应和调整,从而形成优于其它科技研发组织的创新能力。
       2.2网络利用能力与资源拓展
       在快速发展阶段,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利用网络及网络关系的能力日益成熟,处理自身与网络关系的经验日益丰富。然而,随着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的不断发展,原有的资源储备已不能满足科技研发活动运行与发展的需求。因此,新型科技研发组织需要熟练运用网络利用能力拓展资源。
       在创业网络中,后期创业者往往比前期创业者具备更大的社会网络规模[5]。网络规模指合作过程中与组织形成网络关系的个体或组织的数量[6]。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虽然不是创业企业,但拥有一定数量规模的网络成员对于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同样重要。首先,网络规模越大,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获取资源的途径越多,接触创新资源的可能性越大,发现有价值创新资源的机会越大;其次,网络规模越大,与之相联系的个体和组织数目越多,融资需求信息的传播规模越大、融资渠道越广,更容易引起潜在投资合作者的注意,拓展资金资源的获取机会。
       然而,网络规模扩大不是各种关系的简单拼接,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外部资源有效积累、内化和激活,转化成自身的优势资源。随着知识型、创业型经济的兴起,新型科技研发组织通过联盟、入股、打包等方式扩大网络规模,获得或共同研发新科技成果,拓展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资源。这些合作模式主要依靠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与外部组织有效的组织学习和资源共享实现。资源共享侧重于知识、信息等显性资源的接受和传递,从整体上增加资源总量;组织学习偏重于知识、技能等隐性资源的获取和再创造,是资源动态提升的、能动性的“质”的增长过程。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组织及其成员从中受益,组织资源也得到拓展。
       同时,资源拓展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创新能力具有提升作用。新型科技研发组织能够不断发现自身的优势与劣势,通过组织学习与资源共享,实现创新能力提升。
       2.3网络管理能力与资源控制
       在成熟稳定阶段,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以及未来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新型科技研发组织需要积极发挥网络管理能力,控制对不同合作创新主体的网络强度,调整网络关系结构,实现资源由发散性获取向集约化、精细化控制转变,以进一步夯实自身建设基础,并努力开拓进取。
       网络强度指网络联系的密切程度,分为强联系和弱联系两种类型。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保持与部分创新主体的弱联系,能提高互动内容的广度,搜寻更新颖、更有利于创新的知识和信息,保持网络关系动态演进的弹性,增加组织的灵活性。弱联系除了作为发现资源的工具,还可作为科技研究开发与创新的工具。在创新网络体系中,弱联系使新型科技研发组织扮演着桥梁的作用进行信息传播,接触不同创新主体多样化的资源信息,有利于突破性创新的形成;另一方面,新型科技研发组织保持与部分创新主体的强联系关系,能增进互动内容的深度,确保资源信息和知识传递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提升组织效率。与弱联系创新主体间相似性低、资源种类多元化等特点不同,强联系的优势在于,创新主体之间关系更稳固,资源信息更可靠、及时。Hite[7]研究发现,如果创新网络结构比较稳定,网络的管理控制功能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促使网络成员的配合更加协调,将更有利于知识溢出。在这一阶段心理契约的重要性得以突出体现。新型科技研发组织采取有价值的突破性创新和心理契约方式,与其他合作主体有选择性地保持联系,形成多节点创新网络,能够促进网络管理能力对资源控制的正向影响。同时,资源控制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创新能力具有提升作用。有效控制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的关键性科技资源,可以对其它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提出要求,使得新型科技研发组织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最大化地享用网络资源,最终提升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的创新能力。
       3案例分析:以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例台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生产导向阶段(1950-1979年)、投资导向阶段(1979-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创新导向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8],相对应地,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经历了早期成长期(1973-1979年)、快速发展期(1980-1992年)、成熟稳定期(1993年至今)3个阶段,如图3所示。在过去41年的发展历程中,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由最初的技术购买者到追随者,再到技术创新者,在创新研发、技术引进、技术扩散、人才培育、信息提供、产业育成、技术服务等科技活动中表现出了卓越的网络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对台湾产业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提升了台湾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图3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三个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谈力.借鉴台湾工研院成功经验促进广东科研机构发展[J].广东科技,2012(10):58.
       3.1早期成长阶段
       1975年7月台湾制定了“IC示范工厂设置计划”,如表1所示。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在接过政府半导体发展项目之后,充分发挥其网络构建能力,选取多样性异质网络资源实现优势互补。首先,积极借助政府力量。一方面从政府部门获取大量科研经费。仅1975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就从政府部门获得科研经费4.89亿元新台币[9],相对于当时的国民收入来说非常可观;另一方面,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联合政府部门,对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半导体产业现状进行全面而科学的调查评估,最终选定低功率、高效能、省电,适合在所有电子消费产品中应用的CMOS半导体制程技术作为科研发展重点。其次,积极借助“外脑”力量。由于缺乏对CMOS半导体制程技术研发的实力,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对拥有成熟技术的美国、日本及荷兰等相关厂商进行一一走访洽谈,通过技术授权的方式获得转移技术,整体购买了具有高度稳定性、完整性的技术文件,引进了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团队。同时,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邀请美国MacrodataCorp.总裁毛昭寰博士,对转移意愿较高的GI,Hughes与RCA3家公司进行了优劣势分析,帮助定夺合作企业。最终,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将其7μm半导体制程与设计技术移转给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1977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建立了台湾第一座4"晶圆半导体示范实验工厂,以进行半导体商业化试产活动,标志着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新纪元”的到来。同年底,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成功制造出CMOS芯片,并掌握了7μmCMOS制程技术。1979年6月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宣布其执行的“半导体示范工厂设置计划”顺利完成。
       3.2快速发展阶段
       1979年,台湾颁布了《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为落实此项发展计划,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加强网络利用、发展产业关系,大力招揽与培养人才,积极搜集市场信息,以拓展科技资源,促使研发成果落实于产业界。
       一方面,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建议当局模仿美国加州史丹佛工业园区兴建科学园区,并与1980年正式开园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结成联盟伙伴关系。借助科学园区,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就近将电子工业研究所的相关研究和最新研究动态发布和转移给园区企业,向就近的”台湾交通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获取了丰富的高级人力资源,同时为入驻企业提供优惠的税收、土地、设施等政策条件,实现资源共享,加速衍生企业成长。1980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将由RCA公司转移进来的晶圆制造通过技术改良,从实验工厂独立衍生形成联华电子公司,成为第一个进驻园区的公司。
       另一方面,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为完成1983年台湾当局提出的“VLSI制程技术发展计划”进行了如下努力:①制定了《技术扩散实施办法》,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理顺研发合作、技术转移及产业服务通道;②建立产业技术联盟,大力推进与国际著名公司机构的策略联盟建设。以专利交互授权、共建研发与技术转移平台、进行产业资讯交流等方式,疏通资源共享渠道,增强台湾企业的国际竞争力。1987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与荷兰飞利浦公司(Philips)进行国际技术合作,合资成立了台积电(TSMC)。1989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与美国国际材料研究公司(IMR)进行技术移转活动,衍生出了台湾光罩制造公司(TMC)。1990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召集厂商成立了“笔记型电脑联盟”,为台湾地区之后笔记本电脑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③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将电子研究所的相关项目骨干、制造设备等软硬件一起打包转移给这些衍生公司,加速了产业的进一步成长;④通过举办技术研讨会、与企业进行产业合作计划、代训企业技术人员、提供训练课程、发表技术成果与发表会等方法[10],扩大网络规模,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研发成果与业界共享,进而拓展了整个创新系统的科技资源。
       3.3成熟稳定阶段
       由于内外环境的快速变迁及民间业者研发能力的增强,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为了提升竞争力,从1999年7月起开始了一系列突破性创新活动。
       (1)组织变革。随着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不断成熟,当局不再为其提供全额运营资金补助,因而需要向产业界提供科研服务来填补运营资金缺口。为此,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根据需要成立了产业技术顾问委员会与巡回专家团,加强与业界的沟通合作;设立了开放实验室和创业育成中心,协助业者从事研发和创业;打造了产业学院,孕育企业跨领域人才;建立了产业经济与趋势研究中心,打通了产业咨询的渠道,提供智能库支持。
       (2)前瞻性技术研发。1994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完成了最后一项半导体技术开发计划“次微米制程技术发展五年计划”。此时,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不再从事半导体衍生公司工作,而是将注意力逐渐转向生物医药、新能源、纳米科技、云计算等新兴科技产业。
       (3)标准捆绑制定。占据学界与产业界中心位置的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根据自身独有的产业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将相关技术研发、生产管理、操作设备以及核心人员等一起“打包”转移给衍生和培育企业,利用网络能力的路径依赖行为将相关标准通过这些企业直接演变成产业的行业标准。据统计,自成立以来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共培育企业CEO超过140位,新创及育成公司达244家[11],其中大部分都成为业界的标杆企业。
       同时,随着网络关系的日益紧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除按照利益关系制定有形的正式契约、行使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外,还通过无形的心理契约达成默契,以进一步加强对资源的控制能力。1998年其成立了一个高阶经营团队(TMT),负责组织变革过程中的沟通和推进工作。面对变革过程中组织成员普遍存在的认知差距、冲突以及误会等现实问题,TMT内部人员会定期调换,以心理契约为基础,建立变革前的共识,并以此影响和改变TMT以外的高层和基层人员。在技术移转过程中,由于技术转移双方在互动沟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涉及两个组织的文化、管理机制等因素,因此台湾工业研究院与外部组织除了以已有的制度和条例去完成主要转移流程外,更需要心理契约的辅佐。
       4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构建能力对资源获取具有正向影响。网络多样性程度越高、网络异质性程度越高,则网络构建能力越强,资源获取效果越好。
       (2)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利用能力对资源拓展具有促进作用。组织学习能力越强,资源共享程度越高,则网络规模越大,网络利用能力越强,资源拓展效果越好。
       (3)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网络管理能力对资源控制具有促进作用。突破性创新和心理契约程度越高,网络强度越适中,则网络管理能力越强,资源控制效果越好。
       (4)资源获取、资源拓展、资源控制对新型科技研发组织的创新能力均具有正向影响。 (本文2015年发表于《科技进步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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