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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研发创新吗——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实证分析

2021-02-01 来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作者: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张根文,邱硕,中国人民银行上饶市中心支行 张王飞
摘要:环境规制是政府遏制环境污染 强化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基于2012年~2017年434家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研发创新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新环境保护法》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法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创新活动有负面影响对中央控股和地方控股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显著,但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补贴的加入能够弱化新法对创新活动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不支持“波特假说”为政府对重污染企业环境执法的同时如何兼顾企业的研发创新积极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环境规制;企业研发;企业创新;波特假说;政府补贴;创新活动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经济逐渐发展壮大,但传统工业生产模式具有资源消耗的特点其生产过程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了保护自然资源﹑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强化环境规制已经成为目前我国政府必然的政策取向。值得关注的是趋于严厉的环境规制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环境危机,但是也可能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Testa等,2011; Kemp和Pontoglio 2011;伍格致和游达明2018)[1-3]。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为中国制造2025保驾护航显得格外重要。那么,作为一种命令型的环境规制手段新《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法”)的出台能否兼顾环境保护和企业创新呢?
已有研究探讨了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的关系但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对污染的治理会使企业产生内化的“合规成本”挤压企业的研发投入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如Testa等(2011)[1]研究指出,污染费征收﹑环境违规罚款等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Kemp和Pontoglio(2011)[2]也指出,受环境规制政策约束的企业为了满足法规要求不得已主动放弃具有良好前景的项目这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负面影响。伍格致和游达明(2018)[3]以中国2004年~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展开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相互关系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抑制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Porter( 1991 ,1995)[4-5]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设计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激励企业革新技术,该观点被称为“波特假说”,Eliste和Fredriksson(2002)[6]论证了“波特假说”成立的可能性。Berman和Hui(2002)[7]以及聂国卿和郭晓东(2018)[8的实证研究证实“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
本文基于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实施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点创新:第一已有研究偏向于从宏观角度选取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如张成等(2011)[9]、谢乔昕(2016)[10]以污染治理经费度量环境规制强度李平和慕绣如(2013)[11]、余东华和胡亚男(2016)[12]以污染排放量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然而,无论哪种衡量方法均无法避免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即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和技术创新指标都受第三者(企业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的共同影响导致模型估计存在缺陷。本文基于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研究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实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规避了内生性问题。第二,已有文献大多以行业为研究视角很少聚焦于环境规制的客体——微观企业。本文通过分析“波特假说”的成立条件,依托于“新法”实施这一自然实验,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蒋伏心等(2013)[13]研究指出,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作用于企业会产生“挤出效应”和“补偿效应。‘挤出效应”是指新的环境准则实施后,企业为了达到新的环境标准,一般会采取末端治理的策略即通过固定资产的更新和原材料﹑生产工艺等生产流程的更新换代,达到政府要求的环境保护门槛而为此投入的资金可能会挤占企业的研发费用。末端治理策略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描述为企业的“绿色投资"或“环保投资”如张济建等(2016)[14]将绿色投资定义为企业购买环保设备;王云等(2017)[15]对环保投资的界定则是企业购买环保设备、固定设施改造以及生产流程升级等。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资更多的回馈在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中,一般无法给企业自身带来正向的经济效益。由此可见,末端治理是企业为了保持合规性经营而采取的措施且这一投资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新法实施后,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必定会促使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同时挤占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
进一步看,"挤出效应"不仅体现在新法对重污染企业合规经营的“硬性要求”上,还表现为舆论监督对政府执法的压力方面。新法实施前后,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以及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群体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新兴的媒体传播渠道则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关注。张济建等(2016)[14]的研究指出外部舆论会对上市公司形成监督,促使企业管理层重视舆论压力并开始考虑是否将环保投资作为应对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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