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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规避视角下核心高管权力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高技术企业数据

2019-12-26 来源:《经济与管理》作者:丁明智 张浩
摘要:利用2011—2016年我国高技术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损失规避理论视角,探讨核心高管权力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核心高管权力对研发投资存在负向影响,且影响强度呈动态变化。非沉淀冗余对核心高管权力与研发投资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弱化调节效应。企业性质、非沉淀冗余与核心高管权力对研发投资具有三项交互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非沉淀冗余对核心高管权力与研发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强。
关键词:核心高管;权力;研发投资;损失规避
一、引言
基于传统经济学委托原代理理论,以往研究一般认为高管权力会减少其风险承担,因为人力资本难以分散化的特征导致高管表现出比股东期望程度更高的风险规避水平。而高管权力越大,就越有能力限制决策信息流向和削弱董事会监督能力,更容易实现风险规避动机,从而减少风险承担[1]。但是另一种对立观点基于神经心理学强化敏感性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受行为趋近系统和行为抑制系统这两种神经生物系统控制,前者产生积极情绪和激发行为,后者产生消极情绪和抑制行为。而权力高的个体更容易被行为趋近系统所触发,并产生积极情绪,导致更看重风险收益,却忽视风险损失,从而增加风险承担行为[2]。持后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次贷危机发生的微观原因正是由于高管权力膨胀导致业务开拓过于冒险所致。但是在中国本土经济与文化情境下,高管权力与风险承担行为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委托原代理理论与强化敏感性理论对二者关系是否具有现实解释力?
实际上,以上两种理论解释均存在缺憾:传统委托原代理理论简单假定高管具有稳定的风险规避倾向,然而现实中不少高管是风险喜好者,或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3];而基于强化敏感性理论的解释局限于高管动机系统的神经生理基础及生物行为模式,忽视了社会认知因素。在结合认知心理学和传统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行为经济学大量研究表明,个体在风险决策中的损失规避心理极为常见。管理者的风险决策往往是基于损失规避,而不是风险规避[4]。鉴于研发创新是典型的风险承担行为,而核心高管是企业研发投资的关键决策者,因此本研究基于损失规避理论视角,探讨核心高管权力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并以高技术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管理者权力理论和企业投资理论,并为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投入提供实践启示。
二、理论探讨与假设提出
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表明,损失已得收益给个体带来的负效用比获得等量收益带来的正效用更大,导致个体对损失比收益更加敏感,称为损失规避[5]。个体无论对物质财富,还是无法以金钱衡量价值的非物质财富都会产生损失规避[6],尤其对于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东西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损失规避[7]。神经经济学新近研究表明,损失规避的脑机制可分为两个系统,其中,主观价值评价系统与主观价值的评估有关,情绪唤醒系统与厌恶等消极情绪有关[8]。高管权力越大,越可能在激励薪酬设计中进行薪酬操纵,以谋取权力薪酬[9]。而且权力为管理者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既包括在职消费、内部交易获利等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权力收益,也包括凭借权力所获得的人脉关系、社会声誉及地位等难以用货币计量的权力收益;既包括正当的阳光收益,又包括不正当的灰色或黑色收益[10]。在组织中拥有重要权力的核心高管,其所得的权力收益更为可观,因此相比于一般金钱财物来说,权力收益往往具有难以替代性,导致核心高管对其产生很高的主观价值评价,容易产生损失规避动机。由于研发创新蕴藏着巨大风险,一旦失败可能使企业陷入困境,并影响权力收益的持续获取。根据损失规避理论,保住当前的权力收益比获取未来不确定的研发收益对高管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对研发失败和损失的心理预期会通过情绪唤醒系统对研发投入产生厌恶性消极情绪,加重核心高管的损失规避动机。因此核心高管在组织中拥有的权力越大,其损失规避动机就越强,风险承担意愿就越弱,从而不愿加大研发投资。由此得到:
H1:核心高管权力越大,企业研发投资就越少。
冗余资源的数量是制约企业研发创新的重要因素[11]。国内学者通常参照Sharfman等学者的做法,根据流动性高低,将组织的冗余资源分为沉淀冗余和非沉淀冗余[12]。其中,沉淀冗余已经内嵌于组织的具体流程,在研发投资中难以应用。非沉淀冗余是指企业内部的现金及等价物等可以快速变现的资产以及通过资金借贷等渠道从企业外部获得的资源,是研发投资的关键资金来源。由于研发创新会消耗大量现金流,研发失败或研发资金的后续追加均可能导致财务流动性危机。而非沉淀冗余使用灵活,便于弥补资金缺口。充足的非沉淀冗余会降低核心高管对研发投资导致的财务风险感知,从而减轻损失规避动机。相反,非沉淀冗余的匮乏会加剧核心高管对财务流动性风险感知,从而加剧权力收益导致的损失规避动机,进一步降低风险承担意愿及缩减研发投资。由此得到:
H2:非沉淀冗余对核心高管权力与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存在弱化调节效应:在非沉淀冗余资源少的情况下,核心高管权力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更大。
政府干预会影响企业投资配置结构[13]。政府的补贴性管制是企业收入的重要来源,且较多集中于国有企业[14]。银行信贷对国有企业研发的支持作用也大大超过非国有企业[15]。因此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金融支持,在陷入资金困境时常常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因此非沉淀冗余充沛与否对核心高
管在研发投资中的财务风险感知影响较小。同时,国有企业高管受到政府的薪酬管制,造成激励扭曲,导致高管薪酬与职务消费存在显著的替代性[16]。国企高管更多关注如何从非沉淀冗余直接攫取私利,增加职务消费,较少关注非沉淀冗余对研发投资的风险保障功能。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非沉淀冗余不太会减轻核心高管权力引起的损失规避动机,因此对核心高管权力与研发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较小。因此企业性质、非沉淀冗余与核心高管权力会共同影响研发投资,表现为企业性质和非沉淀冗余对核心高管权力与研发投资关系的双重调节效应。由此得到:
H3:企业性质、非沉淀冗余与核心高管权力对研发投资具有三项交互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非国有企业中,非沉淀冗余对核心高管权力与研发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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